本报记者 叶勇

　　在VC和PE热火朝天、新基金潮涌的年代，即便是老牌投资机构IDG也未免会感到迷惑和痛苦。在这样一个时期，如何求取创投热潮背后的投资真经？捕捉行业里稍纵即逝的机会？把握风险投资永恒的主题？IDG全球常务副总裁熊晓鸽，这位记者出身的中国风险投资元老，就此接受了上海证券报的专访。

　　要坚持长期回报心理

　　上海证券报：您认为二级市场与VC和PE现时的关联如何？

　　熊晓鸽：过去两年是所谓的牛市，股市比较热。这两年，新基金刚上来，为了做业绩，就会去抢项目，就会给企业家更高的价格，这对我们老基金压力很大，所以对我们是“炼狱”。

　　做投资应该盯住项目的基本面，新基金多了以后，就没有时间去做太多的行业研究。我担心的是2006、2007年投资的速度太快、价格太高，会存在风险。另外，为何很多人投PE，而且大部分是PRE-IPO？因为价钱好算，牛市大家都喜欢玩PE，这是最大的不好。现在国内、国外市场遇到这样低潮的情况，做VC会比较好一些，这需要投资人脑子更冷静一些。

　　上海证券报：新时期IDG面临的所谓“痛苦”是什么？

　　熊晓鸽：我们的“痛苦”在于“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”。以前我们投资方就一家，我与麦戈文(IDG董事长)沟通很方便，沟通成本很低。现在我们融了两个成长基金，两年半融了15亿美元，四十几个出资人，如何沟通是个问题。第二，新的基金公司出现带来一些挑战，可能我们花了半天工夫做的项目被人家抢去了。

　　我觉得，面对问题，投资人要保持一个理性的心态，万变不离其宗，要保持对市场、产品、服务、团队的理性判断，坚持长期回报心理，不要看着二级市场眼色行事，心态一定要好。

　　早期投资继续“撒胡椒面”

　　上海证券报：新形势下，IDG早期“撒胡椒面”的投资方式会做什么样的调整？

　　熊晓鸽：按我们先前的分类，200万美元以下的都是早期的，200万至3000万美元算是成长期投资，3000万美元以上就叫PE投资了。200万美元以下的，我们过去撒得很好，以后还要继续撒。因为对于早期项目不可能很早就判断得那么清楚，新兴领域宁可多撒一点，这种撒，我们过去的失败率不到10%。做成长期投资比较保险，我们投的70%左右成长期项目现金流是正向的。至于PE投资，就是投已经赚钱的。总的来说，还是要根据市场来走，实实在在地练内功比较好。

　　上海证券报：如何看传统行业投资与新技术的融合？

　　熊晓鸽：传统行业怎么利用互联网技术来提高效益是关键。为什么我们较少投浙江民营企业？因为出口导向型很多，出口利润率很低，很难建立自己的品牌。一流的商品一定是有自己的品牌。光做出口的话，上游和下游都会制约它，更很难说上市。

　　互联网对于创业者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对中国制造业和传统行业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再加上中国是互联网民最多的国家。此外，对手机这样的通信工具加以改变和转型，是个很好的投资机会。

　　寻找宋江式CEO

　　上海证券报：你怎么选择创业者团队？

　　熊晓鸽：团队领导力很重要，企业最好是找宋江式的CEO，虽武不突出、文不突出，但是有个特长——能把团队在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帜下管理起来。能管理好是个本事，毕竟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。做企业需要有通才，也需要有专才。

　　创业者是选手，我们是教练，他们不放弃，我们也不能放弃。在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，我们觉得两点在中国很重要——应变能力和执行能力。万一看错了这个产品和服务，但是如果大家都善于学习，进行转型，还是可能做得很好的。比如搜房网，我们1996年投资的，12年了，中间好几次都觉得做不下去了，不少投资人放弃了，而坚守到现在，它成了我们回报率最高的项目。

　　上海证券报：IDG在建立人民币基金上有何打算？

　　熊晓鸽：我们还没有建立人民币基金。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我们现在在管理国外的钱，如果又管理国内的钱，我们的精力是不是够？第二，如果投资的领域是一样的话，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。过去我们通过海外架构投进来，再到海外上市，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亿万富翁。不过，遗憾的是国内上市的服务商没挣到钱，中国股民没挣到钱。用我们的经验和本事，如果有比较优质的出资人，能管人民币的钱，我们也愿意管，这是个好事情，但是如何平衡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是个较大的课题。第三，国内投资人是否成熟了？最后，基金管理期一般是十年，如果政府做出资人，在国内还面临换届的问题，持续性上是不是有问题？把政府的钱管得规范化、专业化也是个问题，我们还在探讨。有一种交流，更多的是教训的交流，这特别值钱。

　　IDG这个个品牌我不会放弃。作为投资人，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人像麦戈文那样对中国市场情有独钟，他来中国104次了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帮助，我跟他做了17年，觉得很好，关系很好，没想到要摆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