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记者 田旭

　　《财富时报》：您在美国硅谷工作过13年，又在2005年回国从事风险投资事业，中国和美国风险投资环境有哪些差异？

　　邓峰：硅谷更强调科研创新，中国更强调模式创新。中国的创业机会比美国要多很多。可以说，美国有的机会中国有，美国没有的机会中国也有。比如红孩子这样的项目在美国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因为现在美国的市场已经定型了，而现在的中国市场还是零散的、没有定型，任何变化和颠覆都有可能发生。所以我们有很多整合的机会，比如连锁、零售等。

　　但从更高的角度看，中国市场的风险投资风险比美国大。因为创业除了资金以外，还要有好的产品、市场和团队。因为风险投资说到底投的是人，但有管理运营经验的团队在中国非常缺乏。

　　《财富时报》：在投资的方式上，现在的中国和美国做法上有什么不同？

　　邓峰：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投的领域会非常集中，而且投资的阶段性也很明显。中国的风险投资者在这方面还很多元化，投的行业很多，而且早期和中、后期都有。中国现在还和七、八十年代的美国一样。在中国，很多事情的发展都被缩短了。比如美国的风险投资发展了30年，在中国15年就走完了。

　　《财富时报》：从2005年归国到现在，你觉得这两年来中国投资市场有怎样的变化？

　　邓峰：中国市场上现在有两种风险投资：第一种是从投行转变过来的风险投资。这些人带来的是华尔街的“猎人”文化，也就是财务投资人的概念。2005年之前的中国风险投资大都是这种风险投资。真正的VC要做的不是匆匆忙忙寻找猎物、打一枪就要有一枪收获的Hunter(猎人)，而是浇水、施肥，帮助企业成长的Farmer(农场主)。

　　2005年正好是中国第二波风险投资的开始，我们在这一年进入中国，希望带来的是“硅谷”文化，这种文化讲究增加价值，会真正帮助企业成长，我们是Farmer，撒下种子以后会浇水、施肥，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了。

　　但从2005年到现在，中国创业项目的数量在增加，创业者越来越多，创业者的创意也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好，同时创业者的管理能力和商业观念都在提升；但另一方面，因为“钱”相对多，真正合格的企业家不多，另外，政府许多法规和政策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，比如细节不清、前后不合理、执行起来也有很多困难等。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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