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喻国明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， 舆论研究所所长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　　

　　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，社会同质化程度很高，人与人之间隐私很少。改革开放后，社会层次、阶层呈现出多样化、多元化的趋势，通讯方式也是如此。任何一种通讯的需要、联系的需要，都是社会关系扩张，社会平台、社会联系的扩张所生产出来的外在需求。

　　就名片而言，在传统体制下是不需要的，而在现代社会中名片是标志身份差异的中介物，目的是为了解决沟通的障碍。

　　而社会资源、劳动力资源方面，地域、血缘关系的静止状态被打破后，人们要想保持社会关系的接续，组织间的联系，就需要一种通讯手段的支持，呼机就应运而生。它的流行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社会空间。手机则是呼机的延续。“呼机、手机、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”的广告语实际表明的是人联系的复杂性。

　　网络的出现促成了人们从个性化消费，到个性化输出，再到构建个性化生活方式。网络带来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表达。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，媒介是人的延伸，传统媒介解放了人的眼睛和耳朵，网络则解放了人的嘴，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表达，而不像在传统媒介下所谓的表达都经过了筛选。

　　可以说，芙蓉姐姐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到来的象征，表明多元化被接受。多元化一开始只存在于虚拟空间，现在则与现实世界越来越重合、接轨，表现出不同于现实的物流交换、情感交换的特点，显示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开始确立。与此同时，社会议程也越来越多由网络自发推动，而非过去的官方或传统媒体。